今天听了一期博客，是葛宇路跟一个艺术家（以下且称为A）与主持人漫谈英国涂鸦事件。

葛宇路说到，这个在伦敦涂鸦的艺术家调动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一旦调动起来，很容易淹没自己的话语。 这一点让我联想到台湾的两个现象。第一是，东亚许多国家给外国的印象是比较具有文化特色的，例如日本的艺妓，韩国的kpop之类的。但台湾，仔细搜刮了一下，就只有夜市之类称不上特点零零散散的意象。最贴合的宣传大概就是“亚洲最成功民主国家”的称号，就算这一点，也都是围绕着中国这个“亚洲最大集权国家”展开的叙述。二来，就是台湾的小确幸小清新特征。台湾的净滩、用爱发电、军人练操之类令大陆网民嗤笑的热点

台湾的他者是中国带来的威胁，这条绕在脖子上的绳索是历来总统选举的最大重点。放在理想层面的“正常国家”，如果无法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式，那么领导人只能下台；但纵观台湾政坛，政治光谱最远的领导人也只能喊出“维持现状”这样隔靴搔痒的口号。细究起来，无非是因为这个他者实在是太大了，有效的解决方式无异于天方夜谭。没办法诠释和解决，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种非常萎靡和保守的方法，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既然我解决不了大他者的问题，那我不如解决一些身边力所能及的小问题。用获得的“小确幸”来抵挡大他者如影随形的压力。大他者文化中保有的特质——保守，反西方，同一化的帝国主义——都在自己身上照射出另外一个极端——进步，拥抱现有秩序，尊重多元化等等不一而足。

想起对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评论——“多智而近妖”。“极善而近妖”的台湾，每时每刻都让我质疑，如果没有大他者的挟持，能做到桃花源一般的进步吗？

另一个分裂出来的国家，韩国，也是类似。韩国则是一直被朝韩分裂所困扰，所有领导人共有的政治包袱就是统一问题。但韩国与台湾不同，他者体量不大，甚至比自己小，他者给自己的现实和精神压力都远远下降。大他者挤压出台湾的小确幸，小正确，在韩国成为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助推剂，催生出Kpop的流行。

事实上，这种来自巨大他者的压力所造成的失语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潜在的困扰。拿生命的意义这一个命题来说，每当谈及这个问题，我们都潜在默认，在世界上千百种“与我一样的人”的生活里，存在着某种生活方式，是能给自己带来愉悦，成功感，意义的。但当他们偶然瞥见生活真正面目，是一种干瘪的、消瘦的、无法超然于生活之外存在着的意义的真相的时候，巨大的压迫感和虚无感向他袭来，最终只能服膺于感官享乐。其他的出路，将人指引向身边的小事，去编织生活的意义，也即是小确幸文化。

但也有尼采式的，加缪式的，将人生生发出另外的进步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些构筑自己人生本身的行为，无一不是逃离了他者的叙述，不以单纯的对立来进行阐释的。但是怎样的，我还犹未可知，或许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多重性，才着实迷人。